北通人社区今年3月，一则“13岁未成年人开盒孕妇”事件引发热议，把“开盒”一词推上风口浪尖。
何为“开盒”？即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搜集并公开他人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目的多为煽动网络暴力、诽谤攻击或谋取利益。
5月底，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要求强化“开盒”问题整治工作。“开盒”屡禁不止，根源在哪？网友该如何给个人隐私数据“上锁”？记者进行了采访。
一天醒来，手机被无数条恐吓电话和私信“轰炸”，家住北京的插画师小蔡意识到：自己被“开盒”了。
“这些信息来自不同的账号，大多是新注册的，IP地址都一样，拉黑一个，又来了10个。”小蔡说，“我几年前发布的动态也被翻出来，在一个我不知道的群里被辱骂造谣，然后又截图发给我；对方甚至晒出我家地址，威胁绑架。”
而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因为小蔡曾在群聊里为另一位被这名“开盒者”攻击过的网友抱不平。弄清原委后，小蔡报了警。经过警方介入，对方终于消停。
回想起与“开盒者”对抗的这段经历，小蔡心有余悸：“我完全不认识他，和他也没有过任何利益纠纷。他‘开盒’我，仅仅因为我在群里说他做得不对。这件事很恐怖，给我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很大伤害。”
曾处理过不少相关案件，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互联网审判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何定洁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说，‘开盒’是过去‘人肉搜索’的技术升级版。”
具体而言，传统人肉搜索主要依赖网友“众筹”，即通过公开讨论、信息交换等方式获取他人隐私；而“开盒”更加组织化、产业化，通常由专门的“开盒者”或违法及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黑灰产”提供服务，信息获取更加精准高效。
“由于个人信息买卖交易的黑灰产业链条已经成形，现在来看，‘开盒’并不是一个门槛和成本很高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解释，“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开盒者匿名发布信息，责任主体往往难以直接查实，增加了追责难度。”
在已曝光的案例中，许多被“开盒”的个人隐私数据来自境外“社工库”，即不法分子收集泄露的个人信息后搭建的数据库。最多花费几百元，就能“买”到一个人的户籍地址、婚史记录、身份证正反面、名下房产、银行卡流水等全套信息。
有报告显示，2023年，全网监测并分析验证有效的数据泄露事件超过19500起，涉及金融、物流、航旅、电商、汽车等20余个行业。今年的315晚会也曝光，一些所谓“获客软件”能从社交记录、购物订单中窃取他人信息，然后打包出售。
尤其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各类智能设备普及，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更多考验。
“一方面，智能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持续采集使用者的语音、影像等敏感数据信息，若安全防护不足，易被黑客攻击窃取；另一方面，不同设备间的数据互通共享机制如果缺乏规范，也容易导致信息跨平台无序流转，从而形成更加隐蔽的个人信息泄露链条。”何定洁告诉记者。
在社交媒体上检索“开盒”，记者发现：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中，都存在着比例惊人的未成年人。
2023年，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曾通报一起案例，称有群体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站内UP主进行“开盒”，违法者共计40余人，主要活动人员为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往往更加深入地参与各类网络社群，比如‘饭圈’‘二次元’‘游戏圈’等等。”刘晓春告诉记者，“有时这些社群的价值导向容易走偏——只是对某个角色或明星持不同观点，就发生对立引战，‘开盒’成为一种攻击和报复的手段。”
此外，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网络安全意识较薄弱，有时意识不到自身行为的后果，更可能出于宣泄情绪、吸引眼球、炫耀技能等目的参与“开盒”网暴。
“倘若不加以干预整治，会污染整个网络生态，也给未成年人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刘晓春说。
“司法机关通常会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等因素，采取宽严相济的处理方式，强育和引导作用。”何定洁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成年身份就是“挡箭牌”。
对于未成年人的“开盒”行为，倘若构成犯罪，已满16周岁应负刑事责任；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侮辱、诽谤、威胁人身安全、散布隐私等，已满14周岁即可予以治安处罚。对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造成损害的，监护人要承担民事责任。
而当受害者是未成年人时，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对施暴者要“依法从重处罚”。
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刘晓春认为，想解决未成年人参与“开盒”问题，需要不同主体协同发力：“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讲座，让孩子们知道‘开盒’是违法的，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平台也需要加大管控力度，实施更有效的监测和预警。”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门槛一再降低，背后“黑灰产”不断曝光。面对隐蔽性极强的“开盒”威胁，人们不免担忧：如何为自己的个人信息“上锁”？
联合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问题高级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吴沈括指出：“网络‘开盒’现象蔓延的后果之一，就是对个人信息的正常流转利用产生消极影响，让民众对个人信息相关的产业产生不信任。这需要国家网信部门尽快出手整治。”
今年2月，国家网信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依法集中查处了82款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违法违规APP（含小程序）。5月，中央网信办又通报了15款APP和16款SDK（即软件开发工具包）。
被查处通报的APP涵盖多种类别，包括手机游戏、在线壁纸、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在线支付、小说影视、在线交友等。
除此之外，今年3月，中央网信办还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开展2025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
这份公告划出不少监管“重点”：包括智能穿戴产品、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学习终端等超范围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公共场所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人脸识别信息，扫码点餐、出行乘车、扫码充电等线下消费场景强制收集非必要信息等典型情况。
公告还特别提到，要对“通过暗网电报等境外渠道以及境内渠道违规售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治理。
从根源上消除“开盒”，彻底堵住个人信息泄露的缺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相关黑灰产链条经过多年积累，根除起来需要打‘组合拳’。”刘晓春提醒，“不仅国家要完善监管标准、加强执法力度，相关企业也要加强内部组织管理。”
此外，还要做好对公众的教育。吴沈括告诉记者：“‘开盒’发展蔓延，背后有一定社会心理基础——部分人并没有将‘开盒’或‘人肉搜索’当作一种违法行为。”他表示，需要完善法律知识的普及，尤其面向未成年人，做好普法教育与宣传引导。（记者 霍旻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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