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伟光企业邮局今年3月，一则“13岁未成年人开盒孕妇”事件引发热议，把“开盒”一词推上风口浪尖。

　　何为“开盒”？即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搜集并公开他人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目的多为煽动网络暴力、诽谤攻击或谋取利益。

　　5月底，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要求强化“开盒”问题整治工作。“开盒”屡禁不止，根源在哪？网友该如何给个人隐私数据“上锁”？记者进行了采访。

　　一天醒来，手机被无数条恐吓电话和私信“轰炸”，家住北京的插画师小蔡意识到：自己被“开盒”了。

　　“这些信息来自不同的账号，大多是新注册的，IP地址都一样，拉黑一个，又来了10个。”小蔡说，“我几年前发布的动态也被翻出来，在一个我不知道的群里被辱骂造谣，然后又截图发给我；对方甚至晒出我家地址，威胁绑架。”

　　而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因为小蔡曾在群聊里为另一位被这名“开盒者”攻击过的网友抱不平。弄清原委后，小蔡报了警。经过警方介入，对方终于消停。

　　回想起与“开盒者”对抗的这段经历，小蔡心有余悸：“我完全不认识他，和他也没有过任何利益纠纷。他开盒我，仅仅因为我在群里说他做得不对。这件事很恐怖，给我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很大伤害。”

　　曾处理过不少相关案件，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互联网审判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何定洁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说，开盒是过去人肉搜索的技术升级版。”

　　具体而言，传统人肉搜索主要依赖网友“众筹”，即通过公开讨论、信息交换等方式获取他人隐私；而“开盒”更加组织化、产业化，通常由专门的“开盒者”或违法及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黑灰产”提供服务，信息获取更加精准高效。

　　“由于个人信息买卖交易的黑灰产业链条已经成形，现在来看，开盒并不是一个门槛和成本很高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解释，“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开盒者匿名发布信息，责任主体往往难以直接查实，增加了追责难度。”

　　在已曝光的案例中，许多被“开盒”的个人隐私数据来自境外“社工库”，即不法分子收集泄露的个人信息后搭建的数据库。最多花费几百元，就能“买”到一个人的户籍地址、婚史记录、身份证正反面、名下房产、银行卡流水等全套信息。

　　有报告显示，2023年，全网监测并分析验证有效的数据泄露事件超过19500起，涉及金融、物流、航旅、电商、汽车等20余个行业。今年的315晚会也曝光，一些所谓“获客软件”能从社交记录、购物订单中窃取他人信息，然后打包出售。

　　尤其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各类智能设备普及，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更多考验。

　　“一方面，智能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持续采集使用者的语音、影像等敏感数据信息，若安全防护不足，易被黑客攻击窃取；另一方面，不同设备间的数据互通共享机制如果缺乏规范，也容易导致信息跨平台无序流转，从而形成更加隐蔽的个人信息泄露链条。”何定洁告诉记者。

　　在社交媒体上检索“开盒”，记者发现：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中，都存在着比例惊人的未成年人。

　　2023年，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曾通报一起案例，称有群体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站内UP主进行“开盒”，违法者共计40余人，主要活动人员为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往往更加深入地参与各类网络社群，比如饭圈二次元游戏圈等等。”刘晓春告诉记者，“有时这些社群的价值导向容易走偏只是对某个角色或明星持不同观点，就发生对立引战，开盒成为一种攻击和报复的手段。”

　　此外，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网络安全意识较薄弱，有时意识不到自身行为的后果，更可能出于宣泄情绪、吸引眼球、炫耀技能等目的参与“开盒”网暴。

　　“倘若不加以干预整治，会污染整个网络生态，也给未成年人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刘晓春说。

　　“司法机关通常会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等因素，采取宽严相济的处理方式，强育和引导作用。”何定洁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成年身份就是“挡箭牌”。

　　对于未成年人的“开盒”行为，倘若构成犯罪，已满16周岁应负刑事责任；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侮辱、诽谤、威胁人身安全、散布隐私等，已满14周岁即可予以治安处罚。对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造成损害的，监护人要承担民事责任。

　　而当受害者是未成年人时，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对施暴者要“依法从重处罚”。

　　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刘晓春认为，想解决未成年人参与“开盒”问题，需要不同主体协同发力：“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讲座，让孩子们知道开盒是违法的，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平台也需要加大管控力度，实施更有效的监测和预警。”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门槛一再降低，背后“黑灰产”不断曝光。面对隐蔽性极强的“开盒”威胁，人们不免担忧：如何为自己的个人信息“上锁”？

　　联合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问题高级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吴沈括指出：“网络开盒现象蔓延的后果之一，就是对个人信息的正常流转利用产生消极影响，让民众对个人信息相关的产业产生不信任。这需要国家网信部门尽快出手整治。”

　　今年2月，国家网信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依法集中查处了82款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违法违规APP（含小程序）。5月，中央网信办又通报了15款APP和16款SDK（即软件开发工具包）。

　　被查处通报的APP涵盖多种类别，包括手机游戏、在线壁纸、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在线支付、小说影视、在线交友等。

　　除此之外，今年3月，中央网信办还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开展2025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

　　这份公告划出不少监管“重点”：包括智能穿戴产品、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学习终端等超范围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公共场所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人脸识别信息，扫码点餐、出行乘车、扫码充电等线下消费场景强制收集非必要信息等典型情况。

　　公告还特别提到，要对“通过暗网电报等境外渠道以及境内渠道违规售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治理。

　　从根源上消除“开盒”，彻底堵住个人信息泄露的缺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相关黑灰产链条经过多年积累，根除起来需要打组合拳。”刘晓春提醒，“不仅国家要完善监管标准、加强执法力度，相关企业也要加强内部组织管理。”

　　此外，还要做好对公众的教育。吴沈括告诉记者：“开盒发展蔓延，背后有一定社会心理基础部分人并没有将开盒或人肉搜索当作一种违法行为。”他表示，需要完善法律知识的普及，尤其面向未成年人，做好普法教育与宣传引导。